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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黄兴通电自我解职的这天，哈尔滨马迭尔宾馆的一间套房的客厅内，外交总长陆徵祥正带着自己的秘书安坐在一角的沙发上，平日里显得宽敞的客厅因为中间放了一张长条桌而显得有些拥挤，在桌子的另一侧则坐着几名日本人。
陆徵祥的秘书颇有些沉不住气的向上司小声说道：“那个什么吴畏之是不是太过傲慢了，之前的谈判不肯参加也就算了，怎么连签字的时候都要迟到？我们好不容易才谈出的结果，可不能毁在这些革命党手里啊。”
陆徵祥瞧了自己的秘书一眼，倒是心平气和的说道：“谈虽然是我们在谈，但是这个局面确实是人家制造出来的。如果没有革命委员会对日本人的不妥协，我们就不可能从日本人手中收回这些权利，等一等也是应该的，日本人不是很沉得住气么。”
这名刚刚归国不久就进入外交部的年青人倒也立刻点了点头，不过他随即又叹息了一声说道：“只可惜日本只承认放弃他们在满洲的一切特权，却不肯把这份协议的内容适用于整个中国，否则今日便民国是外交上的大胜利了。”
陆徵祥却没有年青人的这番感慨，21岁因为外语出色而进入北京同文馆深造，22岁即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之后为驻俄公使许景澄赏识留在了俄国，这一干就是十四年，直到民国成立被任命为外交总长。
陆徵祥对于如何办理外交可谓是相当熟悉了，但唯有这次和日本人就满洲问题的谈判，他才真正感受到了两国之间是如何进行平等的外交谈判的。要知道在前清，外交官最大的作用就是和各国公使或各国政府首脑建立私人联系，然后仰仗着这点私人关系在外交上获得对方的谅解，希望对方向大清压迫的时候不要过于凶狠了。
但唯有此次，中国是掌握了主动权和日本开展的平等外交，日本外交官也是在甲午之后第一次对中国谈判时，要考虑放弃政治上的特权以维护自己在满洲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动辄以武力或国际秩序施压，试图从中国身上讹诈出更多的好处。
在民国政府刚刚成立时，就能遇到在外交上拿回一些权益的好事，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唐绍仪都是相当重视的。毕竟从北京政府成立以来，就连续出现了外蒙古和西藏地方要求自治的坏消息，一时民间舆论大受刺激，认为这民国还不如前清，外国人分割起中国来更加肆无忌惮了。
因此袁世凯把自己新聘请的英文秘书都借给了陆徵祥，就是希望这位新任的外交总长能够给北京带回一个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