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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9］。就是最高统治者也感到了“伐材采木、山谷渐深，辇致劳苦”的艰难，而下诏“宜检约之”［10］。林木资源的减少势必也影响到宋代的燃料使用。史载：“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村人寒月盗伐桑枝以为柴薪，为害甚大”［11］。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自北宋以后开始衰落，看来同这种挖肉补疮的蠢事分不开。而这种伐桑枣为柴薪的现象还在北宋开国之初就很严重，因此，太祖建隆三年就有“禁民伐桑枣为薪”之诏［12］。并且对犯此禁者惩处很重，《续资治通鉴长编》说：“祖宗时重盗剥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计，积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13］。尽管朝廷量刑很重，但往往“每有败获，估赃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系以苦之，则惮于囚众”［14］。显然，伐桑、枣为薪的人实在太多，而有囚满为患、法不制众之势，官府才会有“惮于囚众”之惧。甚至军队中也出现“辄入村落伐桑枣为薪”的现象”［15］。到后来，有人就干脆“岁伐桑、枣鬻而为薪”［16］。桑、枣树作为柴薪也进入了市场，足见这一违禁现象不仅广泛，而且是公开化了。它不仅反映了北宋时北方地区传统燃料危机的严重，而且也促成了这一地区蚕桑事业的衰落，而不得不被后起的南方蚕桑业所代替。从“河北难得薪柴”［17］的记载来看，河北路是北宋木柴危机最为严重的地区。
除了伐桑枣为薪外，最使北宋政府感到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先圣先贤的灵迹、庙祠以及历代帝王、功臣的陵墓区的林木不断被人樵采为薪。对此，北宋王朝屡有禁令。如宋太祖时有“先贤邱垅并禁樵采”［18］之令。真宗时诏：“历代帝王陵寝申禁樵采，犯者所在官司并论其罪”［19］。而象这样的禁令，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统计，太祖时就有四个，真宗时又有十个［20］。尽管政府一再三令五申，终不能禁止。熙宁十年时，“（唐太宗）昭陵，木已翦伐无遗。熙宁令：前代帝王陵寝并禁樵采”［21］。因为人的生存不能缺少燃料。所以，宋人为了找到燃料，也就什么都不顾忌了。
而在南方，由于经济开发的时间要比北方晚得多，传统燃料的取给状况到宋代也要比北方好得多。只是到了北宋末期与南宋政权建立时，个别地方才出现了燃料危机问题。如：“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遍，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22］这是宋高宗南逃时，长江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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