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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一对于王安石新学的批驳却极具影响，连是时高宗皇帝在与秦桧等大臣谈论时也说：“极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41]。可见高宗皇帝也受到了杨时学说的影响。
自然，对于杨时对荆公新学所的猛烈批判，并不可以视为纯粹的学术之争。自王安石变法而引起了“新旧党争”以来，北宋朝堂上新党与旧党的相互攻讦便无日无之，甚至可以说“新旧党争”是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洛学作为站在旧党立场之上的学派，其对于王安石新学的攻击渊源有自，早在宋神宗元丰年间，二程就已然与王安石有过类似的交锋。
由王安石一手创建的新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以及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在北宋中后期的学术界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其影响远在与其同时的洛学、蜀学、朔学之上。荆公新学在学术之上的建树亦难以抹煞，其重视礼学、推尊《孟子》，以及在解经之时注重文字训诂方法等方面，都对于当时的学术风潮有着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北宋中后期社会各种学派思潮在建构各自的学术体系的时候，都难以逃得开荆公新学这一语境的笼罩。
然而荆公学说产生于政见纷争之际，这也就注定了它绝不是作为纯粹的学术体系而存在的，荆公新学为了肩负给熙宁新法提供理论基础的这一使命，使得其在许多地方不得不强自为文，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在先天上就有许多不周之处，而在王安石身后，站在荆公新学立场的所谓新党党人，更多地只注重于荆公新学之中的政治理念方面，对于学术建构漠不关心，反而沿袭了自王安石时代就曾采用过的以政治强制力来推行学术专制的做法，这更使得荆公新学的学术建构在王安石之后便后继无人。在杨时活动的时代，新学已经完全沦为了当时权臣党争的幌子与工具，是以杨时这种过于激烈甚至于颇有陷于意气之争的对新学的批驳举动，也有着他深刻的心理基础。
二程作为北宋中后期自创门风的哲学大师，对新学弊病的指摘均是立足于洛学学说的基础之上，有着充分的学理基础，所以较诸三苏蜀学的嬉笑怒骂而言，更能鞭辟入理，接触本质，而杨时作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洛学学者，他对于荆公新学的批判虽然时有迂于意气之争的嫌疑，在理论基础上也不若乃师那般深厚，但其早年时为应付科考曾经研习过荆公新学，又曾出入释、老二家之学，是以他对于新学的指责，往往可以入其室而抄其戈，真正切中其弊，正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所言：“杨时于新学极精，今日一有所问，能尽知其短而持之”，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