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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在宋室南迁、高宗继位，刻意要与前代划清界限的时候，洛学的大兴，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二）批驳荆公新学
宋室南渡之后，高宗即位，面对汴京失陷，国土沦亡的局面，急需理清前朝政治败局的责任所在，但对于高宗而言，他却绝不敢将责任推到已然蒙尘漠北的徽钦二帝头上，更何况，是时蔡京等暄赫一时的当国权臣，也已然成为了朝野公认的误国权奸，是以高宗皇帝顺理成章地将靖康国难的责任，尽数推到蔡京一党头上，而在数十年来，一直被蔡京等人扯为护身大旗的王氏新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酿成北宋末年政治败局的替罪羔羊。
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当时的兵部侍郎王居正献《辩学》，攻击王氏新学，与高宗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王居正）进言曰：“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敢请。”上曰：“安石之学，杂以伯（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33]
高宗在这里给王安石之学下了一个“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的结论，而这一观点，其实恰恰是杨时在靖康元年的《上渊圣皇帝书》之中所着力阐述的。
借着高宗将靖康之变归罪于新学的同时，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的洛学，也终于有了抬头的机会。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八月即下诏将杨时“召还朝。未至而又召（谯）定。是时给事中许景衡、左司员外郎吴给、殿中侍御史马伸皆号得颐之学”。34]一时之间，造成了洛学中人，群聚庙堂的景象，而绍兴元年（1131年），高宗诏赠程颐龙图阁直学士，更是极具象征意味的事件，标志着洛学在遭遇了自元祐以来数十年的打压之后，终于有了走向庙堂的机遇与可能。
然而王氏新学成为宋室的官学已有数十年光景，虽然其中也有过反复，但终究是时日绵长，根深蒂固，洛学虽然有了被朝堂接纳的可能，但要说真正取代王学成为官学，却还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就在高宗作“天下大乱，生于安石”的论断并被王居正用作《辩学》序的绍兴五年（1135年），哪怕是在官方的引导下，科举考试中仍不能以洛学取代新学作取舍的标准。胡安国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为：“绍兴五年，省试举人经都堂陈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盖从于新学者，耳目见闻，既已习熟，安于其说，不肯遽变。而传河洛之学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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