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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整个战国时期，唯独楚国乏力不振。战国楚最好的状态，便是虚领了几次合纵抗秦的“纵约长国”。战国楚最差的状态，则是连国君（楚怀王）都被秦国囚禁起来折腾死了。除了最后岁月的回光返照，楚国在战国时期从来没有过一次撼动天下格局的大战，譬如弱燕勃起那样的下齐七十余城的破国之战。
所以如此，根源便在楚国始终无法聚合国力，从而形成改变天下格局的冲击性力量。楚国的力量，只在两种情势下或大或小地有所爆发：一种是对包括吴越在内的南中国诸侯之战，一种是向淮北扩张的蚕食摩擦之战。这就是之所以楚国已经逼近到洛阳、新郑以南，而中原战国却始终没有一国认真与楚国开战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在北方大战国眼中，楚为大国，完全不许其北上扩张几乎不可能；而要楚国聚力吞灭哪个大国，则楚国也万难有此爆发，故此无须全力以赴对楚大战。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威胁中原太甚，山东战国宁可忍受楚国的有限蚕食。若非如此，则很难说楚国能否在战国后期扩张到淮北。
一个广袤大国长期乏力，必然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
我们得大体回顾一番对楚国具有原生意义的历史发端事件。
楚国的历史，贯穿着一条艰难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
楚，在古文献中又称为“荆”、“荆楚”。考其原意，楚、荆皆为丛木之名。《说文》云：“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又云：“荆，楚木也，从屾刑声。”李玉洁先生之《楚国史》以为：“疋，人足也。如此论，则楚乃林中之人……古时刑杖多以荆木为之，故荆字从刑。荆、楚，同物异名，后又合而为一。”《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大夫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及其余史料都说明，楚人确实是在荒僻的荆山丛林草莽中拓荒生存，历经艰难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族。
依据种种史料评判，至少从殷商末期开始，楚部族与中原王朝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融合，楚部族已经成为受封于楚地的殷商小方国。据西汉刘向《别录》载：商末之时，楚人族领鬻熊曾与商纣臣子辛甲一起叛商，逃奔周地，且臣服了周文王。《史记·楚世家》则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也就是说，鬻熊当时接受的封号是低等子爵，尚很难说是诸侯之一。直到周成王时，楚部族首领熊绎才正式被周王室册封。就其实际而言，则是周王室承认了事实上已经自立发展起来的楚人部族。其册封确认的三件大事是：国之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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