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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三人都不相信的样子，吴川只能站起来对着三人说道：“诸位,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要对未来抱有希望，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机会是不会自己送到你手边来的。
也许我现在所做尝试并不会成功，但是起码也要给一些德国人看到，中国是一个多么广阔的市场，只要他们先投入一些成本，就能从这个市场获得极为丰厚的回报。
现在在中国的德国政府代表和德国商人，其实并不能代表整个德国工商界。对于整个德国工商界来说，从中国捞取一些政治权利和殖民地式的原材料掠夺，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真正所需要的。德国实业届需要的，是一个犹如英国治下的印度大陆那样的无限广阔市场，这才能够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工业制造能力。
而中国想要恢复国家主权之独立，就必须先进行工业化。没有一个工业体系保证的物质力量作为后盾，中国是无法保护自己的领土完整的。因此我们必须借助德国工商界试图淘汰国内落后产能，并扩大德国工业品销售市场的这种渴望，去争取这个诸位看起来不切实际的工业化机会。
所以你们用不着这么怀疑我，过段时间大家就知道，我究竟能不能成功了。感谢诸位的帮忙，今日还请各位先回去，我还要把这份东西誉写一份，实在是没有时间陪各位谈天了…”
林栋和赵楠对于吴川的话语是半信半疑，而朱和中本就没把这事能否成功放在心上，他只是觉得既然对方确实是想为国家做点事的，自己就应该伸出手帮助一下，虽然对方的想法似乎和孙先生大相径庭，但终究还是革命党的一员。
更何况，同盟会本就是一个政治主张极为纷杂的松散团体，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孙先生的革命理念的。大家能够坐在一起的原因，就是满清虽然腐败无能，对外只能卑躬屈膝的出卖国家利益，但是对内镇压却是一把好手，从甲午战争之后孙先生和同盟会一共发动了九次起义都失败了，不少同志因此都失去了对于革命的信心。
在这样的革命低潮时期，任何一个有力量的革命者，当然都是他们的团结对象。特别是在远离祖国的欧洲，留学生的数量本就不多，虽说他之前半是强迫半是说服的让旅欧学生数十人向孙先生写下了效忠革命的誓词，但是很快就有人后悔并偷走了誓词，还交给了清政府在欧洲的公使，这使得不少人又不得不在公使的威胁下选择了退出。
朱和中当然不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失误，只想着多拉几个人头去见孙先生，而忘记了甄别一下这些留学生对于革命的真实态度。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