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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端上来。在他的前世排骨部位比肉要贵，这个年代却要反过来，膘肥肉厚的地方才是大家的最爱。
饮了几巡酒，见大家个个油光满面，吃得差不多了，杜中宵才道：“且住一住，听我说几句话。自去年我到这里，依着州里吩咐措置营田。作为本钱，州里截留了本县税赋，我又办了一处做烟花爆竹的场务，办得好生红火。当时把县里的税赋截留下来，州里并没有说后事如何，因为营田本是州里的事。”
宋朝县一级是没有独立财政权的，原则上讲，一切出入钱数都应登记在簿，由州里检验。所有的一切收入，除了系省，与地方分成的也归于州里，县无权动用。总而言之一句话，县里收上来的所有的钱除了上贡朝廷，全部都是州里的，包括县里官员的俸禄也是州里发的，县里无余财。这还不算，那些州里官员全部有份的钱，比如公使钱，因为永城离亳州太远，基本很难拿到手里。杜中宵前世听过一句话，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这是说的宋朝之后的朝代，宋朝的情况刚好与此相反，附郭县的官员因为能沾公使钱等款项的光，公务由州里直管，拿的钱多又轻松。
离州城越远，官员的待遇越差，这是这个年代官场的现状。不要想着山高皇帝远，县里的官员可以上下其手，多少贪上一点。不是官员的觉悟有多高，而是要足额把钱送到州里去，官员就要开动脑筋，想出各种办法，实在没多少余力为自己挣钱了。离州城越远，县里搭上的税赋的运费越高。
宋朝的赋税是以县为定额，自真宗皇帝时代起，正税基本就不再加了。以前系省钱物留在地方的多一点，官员手头宽松，自与党项开战，三司恨不得把地方上所有的钱都解到京城，日子一天紧似一天。既然是系省钱物，那本就是三司的钱，地方上又有何话可说？
税额是定在那里的，一两百年的时间不变，人人皆知，朝廷有严令，不许变动。官府设在这里，从俸禄到行政，一举一动都要成本的，省也省不下来。三司运往京城的多了，地方便就亏空。怎么办？只能在正税之外想各种办法，折变、支移、科配，等等诸多名目，所谓古之刻剥之法，此时具备。因为此时的施政讲究成例，一些临时措施一旦固定下来，数目就定死了，后来的人只好再想其他名目。所以说看民间的税赋重不重，不能看有多少条目，而要看到底把民间收入搜刮了几成。因为成例不变，一旦地方的经济变好了，条目虽然看起来多，税赋比以前少也有可能。
县里的难处，在座的人人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