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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二月，春暖雪融，山里迎来了好时节。
章越，郭林都在有条不紊地读书，准备着县学录试。
而在录试之前，他们还要写上十篇公卷。
行卷是自唐以来的科举文化，读书人要将平日得意的诗赋在考前献给主考官，混个眼熟。
间隔数日后再送几篇文章，则称为温卷。
而到了宋朝，有了糊名之制。起初除了省试有糊名外，解试还是不糊名的，天圣年后连解试也糊名，如此科举风气才好了许多，不再抢破头了去行卷想着走门路通关节，于寒门读书人而言才渐渐有了公平可言。
糊名只到解试，到了县学录试一层，还是不糊名。但科举风气已变，有的人觉得不必再如此大费周章了吧。但其实不然，该行卷还是必须得投，如此至少显得我懂规矩。
说来行卷，温卷之习在唐朝就被视为一等走后门的弊病，否则宋朝也不会有糊名制了，但是所有考生都行卷，唯独你不行卷，那外人眼底你不值得敬佩反而是有病。
县试考试，到了最后录取不录取还是在于主考官的一念之间。
按郭学究的话来说，县学录试说是进士斋五人，经生斋十人，但肯定已有考生通榜，考试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而他们要与剩下的人来争最后的名额。
若是行卷文章能获得县令赏识，可先一步获得通榜的资格，若是不行，则还是要回到考试上。
那么问题来了。
进士科的考生可以送平日得意的诗赋文章，那么只靠死记硬背的经士科考生送什么？在家自己写一遍经义注疏送给考官，说这是我在家默写，这与脱裤子放屁还有什么区别。
不过最后还是有办法，那么写‘大义’。
庆历年间，范仲淹进行科举变法，其中为诸科考生增了考试内容，最后一场要考十道‘大义’。直到范仲淹变法失败后，近来诸科考试才废除了大义。
大义是‘微言大义’的大义，就是考官将经义抽出几句话，然后令考生以本经注疏以应对再加以文辞润色发明。
这其实有些类似于章句之学了，与明清八股文比起来，只是没有格式上的约束而已。
郭学究就让郭林，章越十日之内，写出十篇‘大义’来面呈县令。
对于写‘大义’这等事，郭林十分认真，读书人嘛，都有这样的念头，写出来一篇惊风泣雨的文章好一鸣惊人，洛阳纸贵后得到贵人赏识，从此平步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