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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全部说了一遍，然后说道：“眷录的卷子上的判词，全部有封印官封印了，下官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揭名之前是‘文理俱通’，揭名之后就变成了‘文理中平’、‘文理疏浅’？到底糊名眷录的意义还要不要了？国家抡才大典，还有没有公正可言？”
当时宋代进士科判词，分为五等，其中第一等为“学识优长，词理精纯”，第二等为“文理周率”，这头二等便是进士及第；第三等是“文理俱通”，这是进士出身；第四等是“文理中平”，第五等是“文理疏浅”，这算是“同进士出身”。考官在试卷之上，写的判词，便是这些，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议定名次，所以改卷子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王安石听石越说完，就知道事情的原委了－－虽然石越在陈叙中并没有提到“白水潭学院的学生”这样的用辞，但是这中间的玄机，王安石一猜就中。一定是吕惠卿、常秩等人借机阻止白水潭学院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而这无疑就踩中了石越的痛处。
的确，对于石越来说，在新法上的所有事情他都可以妥协，但在白水潭学院上的事情，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都会让他紧张。毕竟白水潭学院始终是他的战略基点，他利用白水潭学院来影响大宋的士大夫阶层，影响汴京的市民阶层，让自己的理念缓慢而坚定的浸透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当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三年三年的进入仕途之后，在北宋的政府当中，石越就等于拥有了独立于新党与旧党之外的力量，这些学生绝大部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和自己年轻时代的偶像为敌，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自己在白水潭所受的教育是最优秀的教育，他们更需要一个正确的石越－－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站在石越这一边。更不用说还有个人所受教育的影响，师生的感情等等因素。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吕惠卿，都看得相当清楚－－但是皇帝不相信，赵顼在经历过宣德门叩阙、《汴京新闻》批评石越之后，压根就不相信白水潭学院会是所谓的“石党”。
不过王安石也并不赞成用卑劣的手段来阻止这一切，在他看来，虽然白水潭学院的学生并不是自己的支持者，但是这些学生似乎思维活跃，比起保守的大臣们，更容易支持新法。何况对于用错误的手法来推行正确的主张，王安石比起长子王雱来，有更多的道德自律。
“子明，据你所说，吉甫等人黜落的人数相当的多，名次前后调动甚至黜落的考生有七八十人，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至少吉甫等人不在以权谋私，是不是？否则断没有必要这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