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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之行让赵行德意识到，纸面学问与实际的巨大差距，特别是两军交战更是如此，这时代的文人大都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所著兵书要么袭前人，要么道听途说，要么是想当然耳，特别是枢密院许多阵图都繁复无比，在实战中根本不可能完成。于是在义学授课之余，赵行德时常向军卒们了解作战的实际情形，一来二去，他渐渐放下来读书人的架子，军卒也觉得这个赵先生和蔼可亲。在这些军卒的心目当中，赵行德有学问，是个能说得上话的官儿，另一方面，又平易近人，而且不属于任何军中派系，在和赵行德谈话的时候，普通军卒既抱着某种隐隐约约的盼头，又能够畅所欲言。这样，大宋禁军军卒生活面貌与所思所感，仿佛一座沉重的大门在赵行德面前逐渐打开了。
不同士卒有着相似的经历，有的是孤儿，父亲在出戍时候得病死了。疫病也是和平时期禁军死亡的最大原因，如果疫病流行的厉害，那驻守的整个营盘都要烧了。许多人在军中的寡妇村里长大，现在也记不起父亲的模样，会走路以后便兼职做小贩了，十五岁便虚报了年龄补缺从军。有的自小混迹于市井，为了扬眉吐气从了军，结果脸上刺字以后，更加被看不起。有的拼命斩获了首级，结果争不过功劳，首级被上官记给了别的军卒。有的被老卒欺负的厉害，只好等自己混成老卒以后再欺负别人。京师的女人太贵，许多军卒为了娶老婆，请缨出戍河北。有的在军饷以外还有挣钱的门道，可以雇人替点卯当值，因为有钱娶妾而受人羡慕。镇北军里很多人把升迁很快的韩世忠视为楷模，听说他故意羞辱将门世家出来的人。大家不怎么在乎军官说话的真假，只要饷钱少克扣一点便成，而韩世忠克扣的军饷是最少的。
随着和军卒们谈话越来越多，赵行德只是想从军卒那里了解真实的战争的最初想法也越来越淡。在过去和现在，他都读过许多书里面记满了王侯将相的神话，普通士卒被简化成枯燥乏味的数字，既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更没有人理会他们的遭遇和感受。赵行德想把这些活生生的士卒记录下来，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每天都填满他的脑子，每次谈话过后，他都迫不及待地做好笔记。
在以孔孟语录为主的识字本付印前夕，赵行德将手稿烧了，他决心以用士卒的语言，写士卒的故事，用这样的字本，来教军卒识字。给理学社陈东等人的信中，赵行德写道：“以前朝白乐天之大才，问诗于老妪，使庶人能知治乱之道。诗史之名，足以彪炳千秋。本朝先贤不取辞藻，文以载道，弟甚慕之。弟正欲效颦于后，编此字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