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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搭了通天之梯，让他有了一个可以附身到别人身上的仙术。观众们不是男主角，没有导演的眷顾，他们努力到最后也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谢听澜为了讨好市场，要放弃自己对艺术的坚守和鉴赏能力吗？这样拍出来的电影，只能给观众带来虚假且短暂的甜蜜，这种甜蜜就是肥皂泡，一阵风吹过就破灭了。
相比较周冯和的顾虑重重，远在西北的赵藏玉却有不同的看法。
自从谢听澜到了西北，就会定期给这里的灾民进行免费的电影放映。他和无数放映员深入灾区，每天晚上定时给灾民放电影。
晚上也因此成为西北灾民一天中最期待的时间。在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劳累后，他们坐在土疙瘩上，津津有味的看着光屏上动来动去的小人，时不时发出畅快的欢笑声，一天的劳累也烟消云散。
在《万花筒》制作完毕后，这些西北灾民就是谢听澜的第一批观众，同样在西北动员群众的赵藏玉也因此借光，抢先观看了谢听澜的这部新片。
诚然，这部电影不够“深刻”，不够批判，不够“悲剧”，不能给人震撼，还会让人怀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
但是这部电影在灾民中间引发了很大反向，不少灾民把这部电影一看再看，甚至达到了对电影剧情倒背如流的程度，电影中的一些幽默桥段也让人百看不厌，观影过程中尝尝能引发欢笑声。
同时，它带给灾民们的直观影响也是可观的。很多原本不愿意让孩子读书浪费时间的灾民，都愿意送孩子去上他们开办的免费扫盲班了。因为在《万花筒》里他们看到了读书所带来的直观的好处——朱根生不正是依靠读书改变命运，成为一个受人敬仰收入丰厚的大学教授了吗？
他们苦口婆心都无法扭正的观念，谢听澜靠一部电影就做到了。
这部电影给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熬过漫长黑暗时光的动力。
所以在赵藏玉来看，这就是一部好电影。
乐景收到了一封针对《万花筒》的读者来信。
这封信的主人有个特殊的身份。
他叫中村大川，是一名日本人。
中村大川并不会汉语，但是这时候日本还没有像后世那样推行去汉化，昭和男儿的汉字储备量甩令和废宅们几条街。如今的日本文化人都能流利的掌握汉字的用法，老派文豪们习惯用汉字来写文章。所以这时候中日两国人见面，语言不通也能用手谈来交流。
因此乐景能很轻松的看懂这篇日本人写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