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黄飞鸿:平民武师何以成为一代宗师(转) (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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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拍摄在台湾也被严格控制。中国大陆和台湾出于冷战思维的考虑禁绝了武侠,但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却对武侠题材有着旺盛的需求。人民需要偶像,而香港则聚集了从内地而来的旧上海的诸多电影人才,在这一背景之下,香港武侠电影诞生了,而“黄飞鸿”系列,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早期黄飞鸿系列电影的诞生,除了冷战的大背景之外,还渗透着身在香港的老广对广州的乡愁。
1951年,中港边界关闭,在香港的广东人再也无法回到故乡,很多家庭从此天各一方。第一时期的黄飞鸿电影对广州的执着,仅在片名上就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到1968年《黄飞鸿威震五羊城》为止的67部黄飞鸿电影中,直接出现广州地名的就有15部。早期黄飞鸿系列电影对广州人文、地理和普通民众生活习俗有着不厌其烦的精确再现:叉烧包、早茶、舞狮表演,伙计肩搭毛巾、手提大水壶穿梭于茶客之间。有剧评家说,早期的黄飞鸿电影,是“一群广东移民拍给广东移民看的”,其中“丰富的广州府细节,帮助他们缅怀那个失落了的世界———广州”。而在第二期的黄飞鸿电影中,随着香港和内地常年的隔绝,以及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上升,黄飞鸿行侠仗义的地点已经不再重要,电影中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越来越少,“广州”开始变成一个被借用的符号。
等到1991年徐克版的黄飞鸿上映时,回归临近,香港人又一次开始思索自己的身份认同。徐克版的《黄飞鸿》,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香港人的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一种思考。在演员的选择上,徐克选择了北京人李连杰而非广东籍演员来饰演黄飞鸿,同时离开了此前所有黄飞鸿电影的故事发生地广州城,转到佛山,并自称“佛山黄飞鸿”。实际上,黄飞鸿的一生中,几乎没有在佛山定居过。这一设定无疑将黄飞鸿从其原有的土壤中剥离出来,这时的黄飞鸿,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已经“由广东乡镇武师,蜕变为清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为中国何去何从上下求索的民族英雄……一方面站稳民族立场反抗洋人欺侮并发扬国粹,另一方面反省自己的落后及民族劣根性,虚心吸取西洋文化的优点”。
正如“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年龄,不同时期黄飞鸿电影的观众们,对黄飞鸿的想象和理解也一定是不同的。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也一定不是僵化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而被不断地重塑。在“制造”黄飞鸿的进程中,朱愚斋之于黄飞鸿,犹如保罗之于耶稣,亦或是柏拉图之于苏格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