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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县将几所学校的教室都腾了出来，也不能保证所有来参加预选的考生都能单人单座。
好在预选是由省一级来组织的，也不需要像高考那样严格的考场分配制度，杨锐坐的教室里就塞了40人，这在正常的班级里算是人少的，但在正式的考试里则显的有些拥挤了，眼神好的学生，说不得要占些便宜。
许静与杨锐一个教室，这个虎背熊腰的女子坐在最前面，宽厚的脊背像是一座山似的，将她后面的两个小伙子都给遮蔽了起来。
在她右后方，一连几个都是西堡中学的学生，杨锐叫不出名字，但觉得颇为眼熟。
他们也高高兴兴的聊着天，显然觉得位置有利。
杨锐暗自笑了两声，考场作弊也是技术活，考前斗志昂扬的学生，在落针可闻的考场里，兴许会缩手缩脚，不动声色家伙，说不定反而肆无忌惮。
恢复高考的头几年，作弊是一个躲不过的话题。因为高考的价值太高，以至于铤而走险不仅因为有利可图，还因为无路可走。
对许多学生来说，如果面对的是作弊还是做农民的选择题，选作弊的明显是聪明人。
家长们作弊的危害其实更大，最初的几年，如果能找到有力的替考者，监考几乎无从下手。若是本县的实权人士作祟，作弊就更容易了。比如77年的河北故城县的县委书记，就打通了一串关系，给女儿改考号、换座位，还找了其他公社成绩好的学生跨区应试，给女儿保驾护航。他如果成功了，不等自己退休，女儿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当然，作弊的危险总是有的，学生自己作弊也就罢了，场外作弊的风险却是相当高，每年都有超过万分之三的考生被抓出作弊，免不了会有各种麻烦。
杨锐在观察其他人，其他人也在观察杨锐。
事实上，但凡走进这间教室的人，目光首先就会放在杨锐身上。
长的帅是一方面，穿着打扮才是最主要的。
在1982年的内地小县城里，杨锐就穿着来自香港的全套阿迪达斯，现在的学生兴许并不认识三叶草的标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察觉杨锐的鲜亮。
同时，为了考试时看时间，杨锐还戴了一块全钢的上海表，售价125元，外带6张工业券，后者属于锐妈存下的家当，其总价相当于职工四个月的工资，农民家庭全年的开支。
这样的表，一般的老师都买不起。尽管现在的教师和工人属于高收入人群，但他们的负担一样沉重，月光族对8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