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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对于科举背后的考试制度本身，还是有自己的认识的，并且认为这套东西是胜于别处办法的。
而“学校制”本身，至少学校这个东西，又是复古的。包括说当年王安石的改革，那也是用复古的名号搞的学校制。
让那些以科举为业的大部分乡绅地主，多学点东西，这引起的反弹没那么大——只要科举制本身存在就行，至于考什么那不是不能改的。哪怕说把八股，改成考背诵夷狄的圣经古兰，单就效果上那也没什么区别。
说句难听点的，以前能进殿试的，千军万马杀出来的智商和学习能力，要是自小学算数几何物理化学，那也一样杀的出来。
刘玉早就说过，他不过近水楼台先得月，中人之姿而已。这也实在不是谦虚。
搞学校制，在此时大顺更像是王安石三舍法的变种，内核仍旧是考试选拔。
科举制有问题，但问题并不是考试制度。
相反，在纸张和印刷术时代，考试选拔制度，就1793年的情况，绝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选拔体系。
只不过是考试的内容、学的东西不行。
但问题是，学堂制度不是私塾，需要朝廷拨款才能建起来。而大顺现在这水平，显然又不可能把学堂普及到乡村。
某种程度上讲，大顺现在搞这种教育改革，既相对于过去阻碍了阶级间的流动性；也拉大了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同时也会造成乡村识字率的下降。
这一点，是母庸置疑的。
最简单的来说，平民自耕农家庭，以前还能在村子里的私塾开蒙、识字。
而要搞学堂教育的话，大顺肯定没能力村村都建学堂，仍旧是皇权不下县，也就是县一级普及了学堂，顶天就这样了——如果大顺朝廷不是疯了，搞三饷模式加增助学税的话。
那么，这种改革，不触动农村的土地制度、所有制、基层管理等问题的话，地主乡绅无疑是比较乐意的。
因为本质上还是科举。
只不过科举的内容改了而已，试题的内容变了。
而且，地主乡绅这等依靠地租能在城市生活的，实质上是考试优势也加大了。
他们可能会出于“纯粹意识”的反对。
但在利益上他们得利，是以也闹腾不起来多大的事，不会引发极为剧烈的反弹。
实际上，这个改革的背后，还是均田派说的那件事：县城以地租等强制的农业盈余为基础发展起来，本身就是畸形且不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