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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潼终于得以离开夹城这一阴暗角落，虽然真正的初唐风物还未完全向他，但也正在徐徐张起。
太初宫作为神都洛阳宫城，规模极大。这里本来是隋时紫微宫，武后称制之后，遂改为太初宫。隋唐两朝有两大营建狂魔，前有隋炀帝，后有武则天，两人先后营建此宫，太初宫之宏大，可想而知。
隋末乱世，秦王李世民攻灭王世充，便曾因紫微宫过于豪奢而下令焚毁一部分。后来李世民自己做了皇帝，便也动了兴造宫宇以夸耀盛治的念头而起意修缮紫微宫，却因臣子强谏而罢止。
可是等到高宗李治登基，在武则天鼓动之下哪管那一套，一道《建东都诏》正式确立两京制度，之后两口子狼狈为奸，往来两都，可谓不亦乐乎，甚至高宗死都死在了洛阳紫微宫。
眼下的李潼，可没有什么心情抨议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前往新住所的途中，也一直在思考这一次处境的转变背后的深层逻辑。
很明显，他托李贤之名那篇《慈乌诗》便是直接原因。但《慈乌诗》在其中究竟又发挥多少作用，他却无从估量，不明白这当中的逻辑推进，便不能立足于此更作畅想。
行途中，他也试图向上官婉儿旁敲侧击，想要打听一些有用的讯息。但是这个女人应答滴水不透，远悖于胸大无脑的日常俗语，也不免让李潼大生挫败之感。
但上官婉儿不说，并不意味着李潼就全无收获。须知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也是在名利场中浸淫数年之久，或许算不上是什么官场少壮，但是见微知著、从日常细琐总结事物发展规律的本领还是有的。
李贤与其母武则天之间关系与感情究竟如何，除了他们当事的母子二人，外人只怕很难说清楚，即便有所解读，往往也只停留在政治利害的层次上。
可是李贤早已经死去数年，留下的政治遗泽也是微乎其微，李潼再想从这方面入手自救，也只会事倍功半，难有收效。所以再考虑这些问题，也只是徒劳伤神。
武则天是一个政治人物不假，但也兼具女人的善变与感性，这就使得其人形象更加的复杂。不要说李潼作为一个外来者和后来人，根本无从去细致了解。他相信哪怕上官婉儿这种近臣，对武则天所见大概也只是停留于片面而难窥全貌。
上官婉儿言谈之间所流露出来对武则天的那种敬畏到近乎崇拜的感情，绝不仅仅只是权势凌人能够达到的效果。换言之武则天是善于利用手中权力所带来的强大，通过丰富的权谋手段，潜移默化的将身边一种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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