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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出票，将逃佃违约的佃户拿去打板子，其实这样做的田主很多，只是张家耕读传家，比一般的田主要厚道些，很少做这样的事。
这个村庄丁口数很多，田亩数字却并不多，若按唐时的授田标准是远远不达标，每个壮丁才拥有五亩左右的土地，张瀚心中默算，按李祥符说的这样的平均亩产，交出近半给自己以后，每家的麦子只剩下不到六石，也就是不到八百斤。
过了夏天村里会种些糜子，高粱，豆子，小米，也有一些人开始种玉米，这种外来作物在沿海地区种的较多，张瀚留心过，玉米现在产量很低，估计要经过漫长的选种改良才会渐渐变的高产，好在玉米耐旱，而且对土地要求不高，坡地和旱地都能种，渐渐已经有不少人喜欢种它。
番薯也有人种，产量也是极低，但这东西用来肥田很好，有一些地肥力不足，会有人种上番薯恢复地力，并没有指望能收多少粮食。
这些杂粮被统称为谷子，产量都很低，山西的夏税是七十万石，秋粮是二百万石，合计二百八十万石，两税已经全部折银，加上差役折银，每亩地折银二钱左右，这一部份是张瀚这个田主出，不需佃户操心。然而地方对中枢法令阴奉阳违，据张瀚的了解，条鞭法在万历末年时在全国各地都是名存实亡，张居正当年的改革，要紧的就是先清丈，然后差役和田赋折银，一则增加国家收入，将大户们的隐田查出来，将丁银摊入田亩，这样国家收入就增加了，二则就是减轻农民负担，现在这种精神名存实亡，土地大多还在亲藩勋贵大士绅将门手中，他们仍然大量占田和隐田，仍然不纳赋税，更多的负担转嫁到了中小地主和农民身上。
拿李庄来说，张瀚这个田主负担较以前要重的多，他要缴纳好几百两银子的税收，占土地收入的一半还多，而地方上还照样再收一份差役银，这是按人丁徭役折银，仍然落在每个佃农身上，田主为了转嫁损失，需得更进一步剥削自己的佃户，而官府的白榜照样征差役银，各地均是如此，农民身上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是加重了很多。
在山西这样的地方，商业只在边境贸易地区发达，财富集中在亲藩和大商人手中，普通百姓比南方要穷困的多，主要收入来源只是土地，负担就显的尤其的重了。
“真是不入其中，不得其貌，不得其貌，不明其理啊。”
张瀚心中忍不住感慨着，怪不得明朝表面上的地税很轻，而百姓的负担还是很重，特别是北方农民，在万历末年到天启崇祯，大量的农民卷入造反队伍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