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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掐死的时期早就结束了，老百姓想要宽松舒服的生活，干部们当然也是如此。
林时爽不以为意：“就连颂亭和季豪都跑到承德避暑了，领导干部们确实不像当年革命的时候那么艰苦耐劳了，工作作风是应该好好整顿一下，像总装备部这样一到夏天就有三分之一人跑到外地调研，确实太不像话啦！但运动式的整治治标不治本啊，还是要切实地解决工作环境的问题，那才能真正根绝问题。君汉，世界上确实有不少像你这样特殊材料做成的革命者，但更多还是普通人，我们制订标准，总要以最广泛的普通人来做标准。”
林淮唐不禁有些头疼，他揉了揉自己眉心，又靠在座椅上陷入沉思。中央部委的干部夏天跑到北戴河避暑，就像林时爽说的，这确实只是一个不算太大、太严重的作风问题，似乎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可这件事却激发了林淮唐更多的思绪，让他联想起最近发生的另外几件事情。
“时爽，我让张国焘转达给你的那份报告你看完了吗？”
“哪一份？”林时爽问道，“你是说蓝宁安报上来那份浙江省搞农业整顿，希望缩编掉八千个农业合作社的报告吗？”
去年中央批准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里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要赶在1925年秋收以前达成全国发展出一十万个农业合作社的目标。
报告提出以后，各地都出现了突击办社的风潮，其中尤其以浙江的风气最厉害。浙江在1924年以前全省还只有三千八百个农业合作社，可到今天秋收前就突击发展到了超过四万多个合作社，由于发展既快且多，发生了强迫命令等许多问题。
例如，有的县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并在会上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的人，就跟富农一样斗掉”。1923年秋收后浙江搞统购时，一律按合作社的产量评定当地产量，有的地方个体户的田甚至比农业社的田评的产量还高，农民怕统购吃亏，要求入社。
由于互利政策处理在浙江部分山区还比较粗糙，也有些贫农误以为入社是要合伙平产，因此,建社后，先吃中农投资、后吃信用社和银行团贷款的风气逐步发展。春耕开始后，强迫组织起来的新社，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很差，维持不下去的约占总社数的10%。由于办社条件不够，加强领导也办不好的，约占总社数的30%。
在不少农村鼓励入社时，有的办社干部公开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就要多派。许多地区为了办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