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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往往和年轻自己10岁的蓝领工人一样，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家庭经济问题，有机会转行的生物学教授，很多都会选择进入制药公司。
以纯收入论，制药公司的高级技术官员拿到的薪水是学校薪水的5倍以上，厉害的拿到十倍也不稀罕。
不过，进入制药公司通常意味着不再继续基础性研究，对于做了半辈子类似项目的教授们来说，这并不一定是令他们高兴的决定。
80年代以前，大部分的欧美研究者是安贫乐道的，正如中国的研究者一样。然而，里根时代的美国和欧洲，却慢慢变的功利化和金钱化。社会评价成功者的原则也变成了能否赚到钱，而非社会贡献。
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庸俗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性的。
60年代或者70年代，若是有国际生物研究会议，与会的老朋友会谈自己的实验和理论，并不多谈实验室条件和收入薪金，但到了80年代，情况颠倒了过来，老朋友们总是在谈论实验室条件和薪金，它们似乎也比实验和理论更能证明成功，或者说，实验室条件和薪金的重要性，在慢慢的超过纯理论的价值。
特拉普首席技术官依旧保持着做教授时的严谨，看过了杨锐的实验准备与实验设计，又检查了他安装的设备，才退出脏器生化车间，让杨锐和他的实验助手自己操作。
近百页的翻译文献，看起来也不轻松，特拉普也算得上尽职尽责了。
而更让他感兴趣的显然是杨锐本人。一名中学生，能够撰写学术文章，在世界范围内不能说稀罕，每个国家都有不少的早熟少年，可是，能看了说明书，就帮工程人员安装先进设备的少年，显然是非常少见的。因为这更多的是经验问题。
特拉普因此问了好些个问题，得到了相对满意，却不是真正满意的答案。
想来，也只有这种时候，特拉普才能重新找回教授的幸福感。
西堡肉联厂的贺海川和宁民也进了脏器生化车间，帮杨锐操纵数量众多的大型设备。当然，说是大型，最多也就是几十升容量的装置罢了，80年代的生物制药公司，处理能力普遍不高。
他们听杨锐和特拉普的对话，基本是听天书的感觉，有翻译帮忙也是一样，到了实验开始，二人还是没有搞明白整个循环运转的体系，只能像是何成和姚尺一样，做某个局部的工作。
杨锐设计的辅酶q10的生产线需要10名工人，现在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