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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而退。”宋人笔记中对此事更有详细描述，如王明清《挥麈余话》卷1曰：“宣和末，祐陵欲内禅，称疾作，令召东宫。先是，钦宗在朱邸，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至是内侍数十人，拥郓王楷至殿门。时何灌以殿帅守禁卫，仗剑拒之。郓王趋前曰：‘太尉岂不识楷耶？’灌指剑以示曰：‘灌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皆惶恐辟易而退，始亟趋钦宗入立。”何灌的阻止，成为粉碎赵楷等抢位企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综上所述，三衙在北宋皇位更迭过程中确实发挥有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专制主义政体之下，皇位新旧更迭往往是各种势力竞相角逐的政治敏感时期，北宋尽管重之轻武，武臣不得干政，但三衙管军将帅，尤其是殿前都、副指挥使，作为直接握有京城禁军兵权的强有力人物，他们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
不过，北宋三衙参预皇位更替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有节、有利。有节，是指其往往在以宰相为首的文臣控制之下发挥作用，不再像唐末五代那样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出现，而且时常表现为能主动同宰相等文官执政大臣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武力虽然是三衙将帅的后盾，但真正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在北宋却几乎一次也没有发生，他们主要是作为一种军事威慑力量辅助宰相；有利，指的是，三衙将帅对皇位继承的适当干预，多数情况下对稳定政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像前面提到的英宗即位时的李璋、哲宗即位时的燕达、钦宗即位时的何灌等等，皆是如此。近年来有宋史专家撰文指出：“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17]三衙作为手握重兵的武将，能够在皇位更迭中发挥出上述良好作用，应该说正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化性的重要体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