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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三十章
这一年，地球颇不宁静，搅得人心神不安。
这一年，一个流行词是“疲软”。才获得正名的私人企业，不少又重新戴上了“红帽子”，企业家叫它“安全帽”。多年之后，想改回来又产生了产权争议。没人再囤积货物，仓库里滞销产品堆积如山。法院执行债务案件，多只能拿到一些货，企业的银行帐户，一般都是空空荡荡。
肉类滞销，报纸上说，中国人膳食中动物蛋白太少，要多补充。
还是在报纸上，一个词频繁出现——“三角债”，企业之间相互欠债，如同一群人手臂错杂地掐着别人的脖子，自己的脖子也被掐着，大家都喘不过气来。全国企业相互拖欠3000多亿。
那时，农民工还叫“盲流”，他们在城市里到处窜，寻找机会，记者们也这样写。但上海政法委负责遣送一个姓柴的副秘书长不高兴，他对记者们说：“你们下笔客气些。这是中国农民用双脚丈量中国大地的不平等。”
这一年夏天，江淮洪水滔天。沿江大城市都是积水，电视上领导都成了消防队长，嗓子早喊哑了。
理论家们眼睛看着东欧，想着脚下的土地，他们认为最大的风险是“和平演变”。
这一年，苏联散伙了，加盟共和国都宣布，戈尔巴乔夫成了没有一寸土地的总统。年底，这个联邦变成邦联，出现了个叫独联体的国家组织。老布什与萨达姆打起来；南斯拉夫陷于内战。
防患于未然，理论家开始在国内寻找靶子。影射性的文学批评大行其道。王蒙和刘心武的作品都被挂了号。矛盾的是，他们的争议作品一概被作家协会评奖。
而最让理论家们觉得当头挨上一棒的是：青年报的主编肖达接连发表文章，批评“新的思想僵滞”，鼓励大家“振奋精神，敢于冒风险，敢冒天下先！”。
“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调节背后一定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肖达给理论家们的嘴巴贴上了封条，“如果我们还在为姓资或者姓社问题争论不休，只会坐失良机，原地踏步。”
理论家们，几大媒体轮番上阵，对肖达进行攻击。
也有意识形态高层，轻车简出，寻根问底，看肖达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一查，不得了。原来，肖达的背后是二号首长，而二号首长的背后……
改革的钥匙早就插入了锁孔，就等这一个人来转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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